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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家乡在北京东南五十公里的香河县，大运河穿县而过。早年间的大运河又叫运粮河，京城里的许多美食都是经运河从南方运过来的。作为运粮河，码头最不可缺少的除了纤夫，还有扛粮卸物的脚夫。这些人就曾生活在我的周围，小时候见过多位这样的劳动者，并深为他们的魅力所折服。

明洪武年间，来自山东冠县的造纸匠迁至香河县城西落户，建立了造纸作坊，他们聚居之地称为“纸务屯”。到了清康熙年间，随着人口大量增加，这些“纸务屯”渐渐成为村落，并以造纸富户的姓氏来命名。后来，造纸业衰落，“纸务”演变为“止务”。其中孙止务村最大，人口近两千，曾是乡政府所在地。孙止务村西边曾是运河码头，早年间，三河、宝坻、香河的粮食从这里装船运往京城，给附近几个村培养了一批神武豪爽的壮士。这些壮士都是脚夫出身，我十几岁的时候，他们还都健在，虽已苍老，但或彪悍，或威武，或矜持，与常人不同的言谈举止，透露着当年的辉煌。

我的邻居刘二爷是脚夫中的佼佼者，身高一米八五左右，身材瘦削而背微驼，性格沉静而少言语，附近几个村的人都敬畏他。村里流传着他当年的神勇故事：刘二爷25岁那年，码头来了个大个子，看不上刘二爷的细瘦身子骨，要跟他比扛粮包上七节跳。通往大船的跳板都是厚木板，搭七节就有两丈多高。只见大个子摆出骑马蹲裆式，让别的脚夫往自己身上码两个“大绿线”（有绿花纹的麻袋包，每个盛粮食220斤)。他一手抓上层的麻袋角，一手按膝盖，大叫一声挺直腰身，颤颤悠悠地上了跳板，把两个袋子扔在高处的船舱里，挑衅地看向刘二爷。只见刘二爷磕了下烟袋锅，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汗渍红了的木头“鸡蛋”，上面钉着两个铁钩。他披上粗布，先把一袋粮双手一提放在肩背上，然后两手按膝盖，骑马蹲裆式稳稳蹲在跳板旁，让人们往他肩背上放麻袋。放了一个，他岿然不动，让再放一个。周围人不敢放，他大叫一声：“往上码，压死了甭偿命！”于是，周围人把一个大麻袋又摞在他的肩背上，他用手中带钩的“鸡蛋”抓住上面的麻袋一角，手一按膝，稳稳站了起来，迈着小碎步朝跳板走去。只见他把三个袋子一个一个放进粮仓，打开口倒干净，拿着三个麻袋走下跳板，一看，那个挑衅的大个子已无影无踪了……

外号“大丫头”的黄万有，身高一米九，精瘦，看他拔麦子、锄地是种享受。酷热的麦熟天，干焦的麦地，“大丫头”不言不语，披着小白褂，一搂麦子一大把，攥紧一直腰，麦子便连根带泥出来了。就这样一个小时不抬腰就到了头，这时看他后面，黑压压一片，最快的人才拔了一半麦子。拔麦子是农村最累、最苦、最难熬的活儿，天热、活重，“大丫头”拔麦子不腰疼，该吃这碗饭。

拔完麦子铲麦茬，土硬如铁，中间还有拔不净的麦茬，锄这种地最是要命的活，牛拉犁都犁不下去。止务几个村，只有刘二爷的十斤大锄板能降得了这活儿。十斤重的大锄在他手里像把小铲子，轻轻伸出去，狠狠向硬地锄去，立刻入土四寸深，往回一带，如快刀剃硬头发般沙沙脆响。我有幸看过几次他锄地，有不服气的人举起他的锄往地上耪，在地上砍一道黑印，颠起来震手，愣是不下去。

我曾在农村劳动过几年，面对这些繁重的农活，去向他们请教，这些力士都性情和善，说你要吃苦耐劳才行。

我又向一个农村武师学武，他告诉我每天踢腿、弯腰、骑马蹲裆式吃气抓空、打拳200下。坚持了几年，果然大有收获。那年和“大丫头”一块拔麦子，他已是五十多岁的老人，在前打头阵，我当二手，紧紧咬住他不放，只比他差一丈远。到地头后，他拍拍我的肩头：“你小子成了，比我有文化，巧劲呀！”

面对往昔的农村力士，我认为那是奇迹。在艰苦的农村，这些穷苦家庭出身的孩子，却都长成这么大的身坯子，又这么有力气。现在虽然不用那么卖力气去赚取生活资料了，但是过去力士的神勇、宽厚、侠气还是常常激励着我。有时想起他们的成长、生活和存在，不能不思索他们身上的一种神奇力量——在生活中所铸造的吸收营养、强大自身之伟力。

王宏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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